王榮鈞

“桑塔納的成功就是國產化的成功。”這是歷史的定論。于是，國產化這個詞也就成了一個特定年代的專屬名詞。它意味著突破、目標、成功。

當上海大眾公司原總經理王榮鈞在回憶起國產化這些往事時，依然就像昨天，歷歷在目，難以忘懷。這是一個人與一段歷史無法割舍的情感，他見証和親歷了一個產業的艱難與雄起。

　　“桑塔納的成功就是國產化的成功。”

　　這是歷史的定論。于是，國產化這個詞也就成了一個特定年代的專屬名詞。它意味著突破、目標、成功。

　　當上海大眾公司原總經理王榮鈞在回憶起國產化這些往事時，依然就像昨天，歷歷在目，難以忘懷。這是一個人與一段歷史無法割舍的情感，他見証和親歷了一個產業的艱難與雄起。

　　江澤民到北京要人才

　　1986年“兩會”期間，時任上海市長的江澤民在北京找到中國汽車工業總公司總經理陳祖濤。請他推薦幾位汽車專家參加上海大眾建設。江澤民說，上海大眾現在剛起步，急需懂汽車管理和專業方面的人才。事隔22年後，陳祖濤對我說，當時我就推薦了王榮鈞。江澤民說，“好，我認識，他在一汽幹過。”不久，江澤民就邀請由中汽總公司推薦的汽車專家到上汽(上海汽車工業總公司)考察，熟悉情況，其中就有首先選的王榮鈞。

　　“我為什麼要推薦王榮鈞？”年已82歲的陳祖濤說，王榮鈞很能幹，在一汽、二汽都幹過，對汽車工業熟悉，又在地方擔當過領導，他是一個很有才能的幹部。

　　2008年3月29日，我在中國輕卡50年的高端峰會上見到了陳祖濤，在求証這些歷史細節時，陳祖濤補充說，當時上海大眾處于起步的創業階段，非常艱難，其中最困難的就是桑塔納轎車的國產化，它關系到上海大眾項目的成敗。“請王榮鈞去上海大眾當總經理是個合適的人選。”老先生加重語氣說，他懂汽車，知識全面。

　　對上個世紀80年代的上海來說，當時有石化、飛機、汽車三大項目同時要上。最後上海還是把重點放在了正在起步的汽車項目上。今天看來，此決策是正確的。幹過汽車的江澤民知道，幹上海大眾這個項目若沒有參與過像一汽、二汽這樣大工業建設的人是很難勝任關鍵崗位，人才是建設上海大眾關鍵之關鍵。他說過，“上海有工業基礎，但缺汽車人才。”當時負責人才招聘的上汽黨委副書記劉雅琴回憶說，建設上海大眾從全國和本市選調了一批技術人員和管理幹部相繼到上海大眾工作。“我記得江澤民在市委常委會上說，有些同志是我推薦的，但請大家把關，發表意見。”建設上海大眾成了當年上海重要的一項工程。

　　上海大眾完全是靠自籌資金建設的地方項目。但是，它受到上至中央和全國，下至地方和行業的高度關注。王榮鈞決定來上海時，意識到了此項目的重要性。他說，“1954年我22歲時到長春參加一汽建設，後又參與了二汽的建設，我深知上海大眾項目對中國汽車工業的重要性。”

　　來上海大眾之前，王榮鈞是湖北省機械設備成套局局長。當時機械部和省里都看中了他，仕途的選擇余地很大，但他還是選擇了汽車。他說，我喜歡汽車，有汽車情結。

　　在了解到上海汽車工業的現狀後，王榮鈞坦言，當時的上海在汽車生產方面不能與一汽和二汽比，差距懸殊。但他說，畢竟我們以前是幹卡車的，對幹轎車還是很陌生。這對于我來說，很有吸引力。了解情況的人都知道，上海當時上上海大眾項目有很大的風險，不說在建設上不可能與建設一汽、二汽那樣大的投入比，就是在消化吸收技術上就有很多難關要闖。當時很多人對王榮鈞同意來上海為他擔心，說他是在“上刀山，下火海”。劉雅琴說，事實証明，上汽集團引進的王榮鈞等同志確實優秀，他們放棄原單位優厚的待遇、寬敞的住房，臨時居住在武康路上汽辦公大樓地下室的招待所里。當時上汽的處境還困難重重，但他們迎著困難上，艱苦創業，為上海大眾的建設和發展做出了很大的貢獻。

　　提起剛來上海的困難，王榮鈞說，我不怕吃苦，早有思想准備。生活上的困難算不了什麼，倒是面對現代化的轎車技術感到很陌生，說實話，當時誰都沒有接觸過，需要學習和了解。像ABS(防抱死)之類的新技術，聽都沒有聽到過。王榮鈞當時除了忙于上海大眾的工廠建設外，還有桑車的國產化。困難不僅多，壓力也很大。因為上海大眾的建設不同于全新工廠的建設，它是在原上海汽車廠的基礎上進行改造和擴建。迄今為止，在上海大眾一廠的老廠房里還能看到老廠房的痕跡。

撰稿者顏光明簡介：

    1956年生于上海，1980年畢業于上海交通大學，先後從事過技術、雜志及報紙工作。

　　從1985年開始就與汽車行業接觸並從事新聞寫作。先後對一些汽車重大事件作過深度報道，長期關注汽車行業的發展變化，並參與了一些軟課題的研究。現就職于上海汽車報，從事汽車新聞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