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合會是學國外以協會的形式來領導工業的一種改革嘗試。汽車聯合會首任理事長是陳祖濤。通過參加這個會，我跟汽車界的領導人都建立了聯系，他們都很歡迎我。

　　聯合會成立後，我跑的第一個廠家是誰，現在記不清楚了，但第一篇比較有影響的文章就是上海桑塔納國產化記事這篇文章。文章出來後，朱鎔基市長很滿意，上海汽車界人士都很滿意，認為是《人民日報》在關鍵時刻有力地支持了他們。

　　就這樣闖入了汽車圈。不久，我報道的下一個重點轉向了“大廠造小車”。這個觀點是當時的一汽廠廠長耿昭傑提出來的。提這個觀點的本意是想跟上海爭轎車項目。當時一汽、二汽都看不起上海，他們問：“你們上海怎麼搞轎車呢？轎車只有我們一汽、二汽才能搞。”而我寫報道的本意則在鼓勵競爭，形成競爭機制。

　　當時中央的精神是，全國要集中財力、物力、人力和技術力量，搞好一兩家規模大的汽車工業，這個思路是對的。但上海不買帳。上海方面說，我們可以搞上海牌，也可以造出當代先進水平的轎車桑塔納。桑塔納項目成立後，一汽跟著就搞了個捷達。二汽的富康而後也上馬，天下三分鼎立的良性競爭局面形成。

　　我是上海人，但並不是我的上海情結讓我支持上海人。上海的技術力量確實很雄厚，他們也爭氣，盡管老大老二都看不起上汽，但他們的確幹得很出色。

　　我跑汽車寫的最後一篇文章是《希望在別克》。為什麼寫這篇文章呢？採訪汽車十余年，我仍然覺得中國汽車質量不夠穩定，一些技術難關久攻不下，遠非那麼盡善盡美，但上世紀末在上海採訪上海通用時，工程師們告訴我，上海造的別克比美國本土造的質量還高。

　　我對此懷著將信將疑的態度，我向工程技術人員，向老師傅，向各方專家反複求証，最後見到墨菲時，我就問：“真是這樣嗎？”

　　墨菲當時是通用(中國)的CEO，他非常肯定地對我說：“絕對是這樣。在中國生產的這個型號的別克比其他任何國家的質量都要高。”然後向我提供了一大串數據。我想，中國汽車有戲了。

　　在這之前我採訪過許多國內企業的老總。我問：“你們老說質量怎麼好、怎麼好，但車門一關就看得出來，接縫不在同一個平面上，而且生產出來的汽車還漏油，如何解決呢？” 老總們不無愧色地承認：“我們也下力氣抓質量，但問題始終解決不了。

　　而今天我終于砍刀“Made In China”的產品甚至超越了合資公司的本土產品，我就覺得中國汽車大有希望了。

　　採訪汽車這些年，我對德國人的嚴謹、認真、一絲不苟的精神印象深刻。我對德國汽車存有敬畏之心。美國車看著大氣漂亮，但要講安全和皮實，還是德國車。不知道你跑汽車有幾年了？我女兒買的第一輛車是富康，當時我讓她買德國車，她不聽我的話。她喜歡法國設計的“一滴水”的造型，第一輛富康在二汽下線時，我帶她去參觀了慶祝儀式，她那時就說等長大了她要買這個車。前不久換車，她換了別克。她說，美國車SMART，女孩子講究外觀的美。

　　我今年82歲了，不能再開車。如果我能開車我就買德國車。我當記者部主任時鼓勵記者只要有條件就學開車，那時我50多歲，本來還可以學車，但一直沒時間。等我退下來，60歲的人不能考駕照，再等到駕校放寬條件將年齡延長到70歲，那時我又已經過了70。看來我與轎車是無緣的了。 斷檔22年

　　要說我個人的歷史，三句話可以概括：一生從事新聞工作，半生坎坷，晚來夕陽紅。我原先主要從事政治和文藝報道，這兩者是我的長項。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我後來是幹了我不熟悉的行業。10年後，我對汽車仍然是個外行。

　　我學過美術，在上海美專學習時就夢想將來當一名畫家，結果事與願違。書沒念完太平洋戰爭爆發，日本兵進了租界，我就離開上海。懷著一腔抗戰救國的熱忱，參加了新四軍，當年19歲。

　　現在看來，我與文藝的確沒緣份。我去的那個解放區當時辦了份畫報，我想去畫畫，又“看不起”戰士連環畫，就進了師部辦的《大江報》，去做了記者。幾年後《大江報》撤銷，我就從華中到山東。解放後，幾個革命大區撤銷，我從武漢到了北京，從《長江日報》調入《人民日報》。

　　我在《長江日報》和《人民日報》都從事政治和文藝方面的報道。大概是1956、1957年，正是中國文藝百花齊放的一年，許多思想都開放了，當時北京開禁了一些戲曲，其中上演了一部戲，主要描寫女性思春，寫得很大膽，從正人君子的角度看，不太好，不應該那麼露骨，而用現在的眼光看，那只是人性的藝術再現。

　　當時文化部部長夏衍和我們報社領導都看了這部戲，對戲評價很高。我想既然領導都說好，就寫了兩張名片合起來那麼大的一個消息，登在《人民日報》上。怎麼寫的想不起來了，主要是對演出給予頌揚與肯定。而不久這出戲被判定為“毒草”。從那篇小新聞開始，再加上後來的一些文藝報道，1957年我被打成右派，開除黨籍，並被迫離開《人民日報》。

　　這一走就是22年，整整斷檔22年啊，等我再回去就物是人非了。十一屆三中全會後重回報社，我堅持再做記者就不能再沾文藝和政治的邊，所以我選擇了最陌生的經濟報道，目的就是遠離文藝和政治。不過，因為跑過文藝，我的報道方式跟其他專門跑經濟報道的記者不同，更注重可讀性，所以我寫的報道有很多人喜歡看。

　　你們上期口述歷史孫敏提到了我。那年我採訪孫敏時，他知道我喜歡畫，就送了一套《八大山人》畫集給我，很珍貴，我還一直珍藏著。他現在也七十好幾了吧？他住在哪里？他確實是個人才。我很想去看看他，但我腿腳不方便了，你幫我捎句話給他，說我想念他。

　　那22年我都在勞改，各種方式的勞動改造。帶上帽子叫右派，摘了帽子叫摘帽右派。我被下放到過內蒙古，到過唐山的柏各莊農場，回上海老家當過營業員。被打成右派時，我很遺憾有兩件事沒做成，這都跟汽車無關了。一是我當營業員後，站了十幾年的櫃台，在最基層的供銷社里賣醬油、醋和香煙等。這期間，我沒停止過讀書看報。我就要求去藥店，想學中醫。

　　但一件小事打消了我的念頭。一次有個病人來藥店抓藥，給他開處方的大夫是個“反革命分子”，按照規定，他的藥我們不能抓。這件事讓我深受刺激，我想，我是“右派”身份，即使學出來了，我開的處方也不能抓藥，所以就放棄了，現在想起來挺後悔。

　　二是我對英文很感興趣，我的英文基礎不錯，就想自學英語從事文學翻譯。我這個人愛挑剔，認為現在好的文學翻譯不多，但後來也沒學成。如果那時把英文學好了，我現在還能做很多事情。

　　下放時我去了內蒙古的包頭，在一所大學里當圖書管理員。然後遇到3年自然災害，我當時28、29歲，每月只能吃27斤米，相當于每天9兩。包頭是在草原上建新城，你想想，大飢荒年代80萬人哪能養活啊？組織上號召各奔前程。我回到上海老家。

　　《人民日報》派人到內蒙古找我，接待的人說：“不在這里了。”

　　“哪去了？”

　　“不知道。”

　　我已回了原藉上海市。當時的縣委書記是我過去一起在山東桃村搞土改時的老戰友，他知道我回原藉了，但不來見面。十一屆三中全會政策一出來，他就把我叫去，說：“老林，給你一個任務，你到河北省定興縣去慰問一位老職工。”

　　這實際上是個幌子，他是給我機會去北京。一到北京，《人民日報》的同事都圍著我問：“老林，你到哪去了？我們到處找你，你別走了。”就這樣我留了下來，結束勞改生活，重新回到了《人民日報》。 謝謝大家記得我

　　2002年中國汽車開始井噴，今年應該能達到1000萬輛。我跑汽車時，車展還主要以國外汽車為主。有次北京車展我採訪通用(中國)董事長史雷斯時發現，我們倆的一張合影被放大挂在通用的展台上。估計是我跟史雷斯說話時被人拍了下來。

　　福特(中國)副總裁許國禎是我多年的好朋友。我跟很多企業關系都不錯，也結交了一大幫朋友，採訪一次就交一批朋友。我認識許國禎時，他還是台灣六合的職員，領著一幫記者到美國去採訪。多年不見，去年他突然到我家里來拜訪，說上海要開車展，想請我去看看福特的新車，後來我們在上海見了面。

　　前年我得了帕金森病，半年前我身體體質往下走，記憶力大大減退。以前我的身體很好。記得有次出國，幾個小青年還嘀咕：“這老頭跟著去，別擔誤我們的事啊。”後來証明他們跑不過我。我當過兵，走路跑步不在話下。要是半年前，你也跑不過我。

　　你剛才向我提到李安定和程遠，我們都是老朋友，過去我們經常見面，這兩個人都是專家學者型的記者，功底深厚，常有獨到見解。我的汽車知識很多是從他們那里學來的，我是一邊看一邊學一邊採訪。

　　跟李安定見面還有段趣事。有次我們一起採訪，大家互換名片，他接過名片後就對我說：“我小學時還學過你的文章呢？想不到今天一起採訪。”他在小學二年級時學過由我寫的新聞通訊編寫的一篇課文，叫《兩個書包》，講的是中蘇友誼的故事。沒想到，這麼多年後，李安定又成了我採訪汽車的老師。

　　關于汽車進入家庭這種說法，有很多人讓我寫寫對這個觀點的看法，但我一直沒寫。為什麼？我們可以提“耕者有其田”，“居者有其屋”，但沒見提出過“行者有其車”的口號。我覺得中國太大了，如果13億人口每個家庭都有汽車，那是不得了的事情。我的觀點是，我們可以發展汽車工業，我們的汽車可以賣到全世界，但是不是汽車進入每一個家庭呢？從中國的現實角度，尤其是考慮到北京、上海這些大城市的交通問題、環保問題，這個口號就很值得商榷，現在我仍然堅持這個觀點。

　　在採訪報道中，我始終堅持一點：絕不批評中國汽車工業，我太了解中國汽車人是在多麼艱難困苦條件下造汽車的。太艱難了！我的宗旨是，你做好了我鼓勵，你做不好我不批評，我不贊成的東西我不寫，不發表任何評論。

　　吉利和奇瑞都曾邀請我去看他們的工廠。第一次我沒去看。後來他們又請了我多次，那時吉利已經造出了汽車。我也聽其他記者談過李書福如何搞汽車的。一些年輕記者對我說：“應該去看看，這幾年他們幹得不錯。”我到了寧波，去看吉利，看過生產線後，我就想，按照高起點的方針，汽車怎麼能這樣造呢？寧波回來我一個字沒寫。雖然我不寫不說也不批評，但我有自己的想法。

　　關于汽車我還想說的一個問題是自主開發，這條路中國人沒走好。它有困難，需要太大的資金，但在中國汽車工業沒有進入到一定階段，沒有形成一定批量之前，它不可能有這麼多的投入。所以這塊工作沒做好，自主開發尤其是核心技術這塊，我覺得是個很大的遺憾。

　　我曾經辦過一本汽車雜志叫《中國汽車市場》，這本雜志現在還在出，在內地發行。創辦者是我，但是很遺憾，這本雜志栽在了我手里。這本雜志本來在香港出，投資人是一個地產商，他希望到大陸來發展，派人千方百計找到我，希望我當總編輯。我對他說：“我不行，我是《人民日報》記者，我還在跑，還要寫，沒那麼多時間來辦這本雜志。”

　　但他盯著我，非我要幹。他們認為，在當時的汽車記者圈里，非我莫屬。這本雜志挂靠在中國汽車工業銷售總公司下面。我抵擋不住他的好意，就答應兼職幹。我提出的條件是：既然由我當總編輯，那麼用人定稿子，就要由我說了算，你們別來摻和。挂靠單位的領導人當時也答應了。

　　我當時也的確有些想法，想把雜志辦成宣揚汽車文化、商業味不太濃的雜志。雜志的名字也不錯，從市場的角度來宣傳汽車。我還四處網羅人才，包括讓賈新光這樣的汽車專家給我雜志開專欄等。我記得第一期是我寫的發刊詞，叫《為中國汽車鼓與呼》──我們想為汽車工業服務，也希望中國汽車工業快快長大。

　　但是很快問題就來了。挂靠單位領導人派了幾個人來，也不懂編輯業務，卻又什麼都管，什麼都幹預。幹了兩期後我就不幹了。我至今心懷內疚之情，感覺對不起當初的投資人。

　　跟你採訪過的那些汽車業的見証者或者創業者相比，他們是真正的汽車專家，是真正幹出來的，而我只是採訪過幾天汽車的記者，一個不懂汽車的汽車記者，是浪得虛名，我只是因為有《人民日報》這塊牌子，而且是個老家伙，跟汽車界上下關系都不錯，這樣才獲得了過多的關照。謝謝大家還記得我。